作者自序

光阴荏苒，转瞬间，新世纪的第一个十年，就在我们辞别“惊心动魄”（温家宝语）而又令人难忘的2009年的时光里过去了。

过去的这个十年，对于我们的国家来说，经历了太多的风险和考验，也感受了太多的愉悦和欢乐。从抗击“非典”，到抗震救灾，再到应对世界金融危机，我们度过了一个又一个难关；从庆贺载人宇宙飞船上天，到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再到欢庆新中国60华诞，我们收获了一个又一个喜悦！正是在这十年中，我们的祖国在改革开放大潮的推动下，各项事业蒸蒸日上，快速发展，国家的经济实力和整体国力大幅提升，国际影响力显著提高，赢得了世界人民的认可和尊重。

随着十年来国家事业的发展，我个人也经历了一生中难忘的十年。这十年中有八年时间我是在重返母校的愉悦中度过的。

2002年春天，我作为引进人才从新华社调入母校中国人民大学，由此开始了我人生中的一段重要里程。纪宝成校长聘请我担任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中国人民大学新闻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主任，为我提供了一个难得的科研平台。这些年，我借助这个平台，组织校内外的专家、学者，围绕新闻传播如何为促进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咨询服务和舆论支持这一中心任务，开展科学研究，取得了许多科研成果，不但扩大了新闻学的学术影响，也提升了新闻学的学科地位，促进了新闻学的学科发展。

就我个人来说，这些年在科研上也有不少收获。我先后主持了教育部重点研究基地重大课题《中国共产党80年新闻思想研究》（与方汉奇教授共同主持）、《中国新闻传播法制建设研究》、《新闻学学术规范研究》；中宣部委托课题《中国媒体格局变化及竞争力研究》、《舆论引导艺术与规律研究》；北京奥运会新闻宣传协调小组委托课题《北京奥运会舆情分析与宣传报道对策研究》；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委托课题《新闻传播硕士专业学位设置论证》、中国记协委托课题《新闻工作者资质及准入标准研究》，以及国家社科基金项目重点课题《新形势下提高舆论引导能力研究》等，出版了《当代新闻理论》、《新闻长思录》、《马克思恩格斯报刊活动与新闻思想研究》、《中国共产党新闻思想史》（主编）、《新闻传媒与和谐社会建设》、《新闻理论新编》和《新闻法制学概论》（主编）等著作和教材。

在我近些年来的学术研究中，始终有一个突出的“主题”或是“主线”，那就是“新闻学学科建设”，即研究如何构建新闻学的知识体系和理论体系，如何提升新闻学的学术品质和学科地位，如何促进新闻学的理论创新与学科发展。

之所以如此，一是因为，服务新闻学学科建设本身是我们研究中心的三大任务之一（另两项是服务传媒改革和服务社会发展）；二是因为我自1964年中学毕业考入人民大学新闻系以来，就把“新闻”和“新闻学”作为自己的理想追求，特别是自1981年从人民大学新闻系研究生毕业后，一直在从事新闻教学与科研，对于新闻学始终有一种特殊的情感和偏好；三是因为作为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新闻学科的责任教授和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新闻传播学科的委员，需要对新闻学的学科建设和学科发展承担起相应的责任；四是因为新闻学所面临的现实环境，特别是近些年来所受到的冲击和影响，促使我格外关注新闻学的学科地位和学科发展问题。

实事求是地说，我国新闻学在最近几十年的发展过程中，经历了许多曲折和艰难。除了政治上受到“左”右两种思想倾向的影响外，其中最突出的问题，是“新闻无学论”的冲击。什么“浅薄论”、“无用论”、“非科学论”、“不独立论”、“不成熟论”，等等，诸如此类的一些观点，时不时地会出来对新闻学品头品足。特别是自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传播学传入我国并获得快速发展后，更是出现了用“传播学取代新闻学”，或是用“新闻传播学替代新闻学”的观点，致使“新闻无学论”的声浪愈加汹涌。

这使得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新闻学的学科地位得不到应有的尊重，其理论价值与实践意义受到质疑和否定，学术成果受到轻估和贬低，研究队伍也受到冲击和影响，不少原先研究新闻学的学者纷纷转向研究传播学，以至于使得一些人对新闻学的前途感到担忧。

正是基于这样的背景，新闻学学科地位问题，成了近些年来新闻学界所关注的一个重要话题。2003年由教育部高等院校新闻学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和中国新闻教育学会联合召开的年会，就专门以“新闻学与传播学的关系”为主题展开学术讨论，试图通过厘清新闻学与传播学之间的关系，来为新闻学确定学术地位和寻找发展空间。

在这次会上，我就维护新闻学的学科地位，促进新闻学的学科发展问题作了专题发言，指出“新闻无学论”的要害是否定新闻学的学术地位；呼吁要客观看待传统新闻学，正确认识新闻学与传播学的关系；提出要重视新闻学的学科发展，维护新闻学的学科地位。一位在场的老教授笑称，“郑保卫老师在保卫新闻学。”这本来是一句玩笑话，但是我却很在意，也很上心，愿意以此作为自己的一项使命。此后这些年来，我一直尽力在这方面做些工作。

从2004年在《中国人民大学学报》上发表《试论我国新闻学的学科地位及学科发展》一文以来，这几年我陆续发表了《对当前新闻学研究中几个认识问题的思考》、《从“保卫新闻学”到“发展新闻学”—当前我国新闻学学科建设之我见》、《关于新闻理论框架建构的回顾与思考》、《当前我国新闻学学科发展状况分析》等文章，加上此前发表的《不是“独头蒜” 是“并蒂莲”对新闻学与传播学关系的思考》和《新闻¹传播¹媒体——对〈新闻教育错在哪里〉一文的思考与回应》，较为系统地论述了新闻学的知识体系和理论框架，阐释了新闻学的学术品质和学科地位，同时也批驳了一些对新闻学偏颇评价的观点，尽可能地来维护新闻学的学科地位，促进新闻学的学科发展。

应当说，经过大家的努力，近些年来我国新闻学在排除各种干扰，坚持不断创新的过程中获得了一定程度的发展，学科地位逐渐提升和巩固。特别是2004年中央制定的“关于进一步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意见”，将新闻学列为国家重点扶持发展的九大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之一，使新闻学的学科地位得到了权威认可。在中央实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中，新闻学也被列入其中，成为工程重点研究和建设的九大学科之一。正因为此，我在2007年撰写了《从“保卫新闻学”到“发展新闻学”—当前我国新闻学学科建设之我见》一文，提出新闻学的学科地位问题已经基本解决，今后的主要任务应当是发展新闻学。

但事情并不像想象得那么简单，迄今为止，一些对新闻学表示质疑甚至否定的观点仍会不时地有所表现，因此还需要我们时刻保持警觉。例如，2009年就出现了一篇题为《走入黄昏的中国新闻学30年中国新闻学的回望与反思》的文章，对新闻学的学科地位公开提出质疑。此文以回顾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新闻学的发展为内容，文章开头也讲到在改革开放30年的学术进程中，中国新闻学取得了一些成绩和进步，但是通篇却是在讲新闻学已经陷入了“学术困境和穷途末路”，文章最后用“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来形容目前中国新闻学的现实状况。

作为一个近些年来一直在为维护新闻学学科地位，促进新闻学学科发展呼吁奔走的新闻学者，看完此文实在难以接受。若按此文的结论，中国新闻学改革开放30年来非但没有什么发展进步，反而是日薄西山，走入了“黄昏”，这显然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于是，我便立即回应，撰写了《迈向辉煌的中国新闻学》的商榷文章（刊于《现代传播》2009年第6期）。文章对该文中的一些有失偏颇的观点逐一作了评析和批驳，同时对当前新闻学的生存环境和发展状况作了客观阐述，指出目前我国新闻学的生存环境逐步改善，新闻学的学术地位日益巩固，正在向着“光明”和“辉煌”迈进，最后呼吁大家继续为“保卫新闻学”和“发展新闻学”贡献力量。

其实，我从不反对给新闻学找毛病，提问题，作批评。但我觉得需要有几个前提：一是要实事求是，要根据事实下判断，作结论；二是要尊重历史，要看其发展过程，看其历史进步；三是要出于爱护，要多提建设性意见，帮助其更好地发展。我想如果能够遵循这几条，那么再尖锐的意见，对新闻学的发展也是有益处的。

这些年来，我一直在鼓励我的研究生对新闻学研究中存在的问题进行梳理和分析，有些博士生还直接将这方面的研究作为博士学位论文选题。例如现已在中国传媒大学任副教授的原中国人民大学博士生唐远清，就把辨析和反思“新闻无学论”作为其博士学位论文。通过研究，他提出，要客观认识和评价“新闻无学论”，要看到其中所包含的一些合理性因素。我非常支持他的研究，对他得出的结论也予以积极评价。

应当承认，“新闻无学论”中的有些观点还是有一定道理的。作为一门相对来说较为年轻的学科，新闻学比其它一些历史久远的传统老学科，像文学、史学、哲学、法学、经济学等，的确还存在一些差距。例如理论体系还不够完整，学科内容还不够丰足；研究方法还不够完善；学术研究还不够规范；与新闻实践的结合还不够紧密，等等，这些问题都需要我们高度重视，需要我们用加倍的努力，去不断地促进新闻学的改革、发展和繁荣。

另外，要维护新闻学的学科地位，促进新闻学的学科发展，还需弄清新闻学的学科性质，厘清新闻学的学科属性和学科定位。

近些年来，我国新闻学界在关于新闻学学科属性及学科定位的认识问题上，存在着一些不同观点。比如，有的认为新闻学属于“人文科学”，有的认为属于“社会科学”，有的则认为属于“带人文科学性质的社会科学”。本人赞同第三种观点，即新闻学是一种带有人文科学性质的社会科学。

应当说，新闻学从主体看，作为一门实践性很强的科学，它更多地体现的是社会科学的属性，需要从实践和应用的角度来关注和研究新闻现象及新闻传播活动规律。但是，从新闻传播所承担的社会功能和所发挥的社会作用看，从新闻工作者所担当的社会责任和所肩负的社会使命看，新闻学又有着鲜明的人文科学属性，是一种带有人文科学性质的社会科学。

正是基于这一认识，我主张新闻学研究要关照和体现社会责任和人文关怀精神，要注意关注社会，关注人生，关注国家和民族事业的发展，并且强调要防止把新闻降格为一种没有灵魂、没有思维、没有方向的纯粹信息媒介和简单传播行为的做法，更要警惕那些把新闻驯化为一种纯粹的营利工具、公关帮手的做法。我认为，新闻学所关注和研究的“新闻”应当是一种有灵有肉、有情有感、有人有物的东西。它应当用自己的心灵、自己的情感去讲述人间故事，去传播人类文明，去引导社会进步。它应当是一种有生气、有灵性的活生生的信息提供者、舆论引导者和文明传播者，而决不仅仅是一种单纯的“信息商品”、“传播中介”和“物化媒体”。

至于谈到对新闻学未来发展的展望，我想起了2009年8月下旬我们举办“全国高校新闻理论教学研讨班”的情况。这个研讨班由全国新闻学研究会和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中国人民大学新闻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中国传媒大学电视与新闻传播学院共同举办。当时有40多位来自全国新闻院校讲授新闻理论课的老师参加，大家在一起共同交流新闻理论教学的经验和体会，分析存在的困难和问题，展望其未来发展，对新闻理论教学和新闻学科发展都充满了信心。

我作为全国新闻学研究会会长和这次研讨班的负责人，在研讨班的总结发言中，用一首短诗表达了对新闻学未来发展的信心与期待：“但看朝霞起，旭日正东升；劝君齐携手，共创锦绣程”，并且指出：“纵使今后发展的道路上还会有荆棘，有坎坷，有困难，有曲折，但我相信，有国家的支持、人民的信赖、学界的努力和业界的配合，中国新闻学就绝不会是“走入黄昏”的“夕阳”，而是会像穿越朝霞喷薄而出的旭日一样，充满活力，光芒四射，就一定会挣脱各种非学术因素的羁绊、束缚和干扰，祛除自身的弱点、缺点和不足，永远向着光明前进，朝着辉煌迈进”。

收入这本新闻文论选的文章，除少数几篇外，主要是2005年我的《新闻长思录》（三卷本，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出版以后发表的论文。其中，除了有关新闻学学科建设的内容外，还有关于“中国共产党新闻思想”、“新闻实践与理论热点”、“新闻伦理与法治”、“传媒改革”、“舆论监督”、“新闻教育与人才培养”等几部分内容。另外，还收录了3篇专访和1篇自撰回忆文章。这些文章所涉及的，大都是当前我国新闻学领域的一些热点和前沿问题，也是新闻学学科发展过程中需要解决的一些重要理论与实践问题。我希望借助此书，能够将自己对这些问题的思考，与各位同行和读者朋友进行交流，企盼得到大家的批评与指教。

此书的出版特别要感谢中国传媒大学。从1998年起我即在传媒大学任兼职教授，后来又担任博士生导师，我的学术研究和教学工作，包括我所主持的中国人民大学新闻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的工作，始终得到传媒大学领导和老师们的支持与帮助，在此谨致诚挚的谢意！

郑保卫

2010年6月20日